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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土綻放文藝繁花

2021-12-28 來源: 江西日報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成立。
  90年前的這片土地,戰爭隨時打響、物資極度匱乏,但軍民斗志昂揚、神采奕奕,在舊戲臺與田野邊上演一出出革命戲劇,在戰場廢墟中唱出一曲曲紅色交響,在墻壁與草紙上描繪一幅幅新生共和國的圖景……
  炮火紛飛中的紅色戲劇
  “嫂子莫擔心,丈夫是紅軍;家鄉蘇維埃,事事關照勤……”1933年,于都縣“藍衫團”在會昌、于都等地開展巡回演出。他們自編了針對性較強的《反對老婆拖尾巴》等戲劇,希望廣大婦女去掉思想顧慮,積極支持丈夫當紅軍。參加了于都縣“藍衫團”的老紅軍鄒蒸洪等回憶,“當時的條件雖然簡陋到不能再簡陋,可劇團的演出從未間斷過。宣傳員們的演出也十分認真,演到高興的事,引得觀眾開懷大笑;演到傷心處,引得觀眾落淚;表演到土豪劣紳的兇狠,觀眾便情不自禁地高呼起口號……”。
  這僅僅是蘇區紅色戲劇廣泛吸引群眾、深刻影響群眾的一個縮影。江西自古是戲劇之鄉,看戲、聽戲、唱戲是一項重要的傳統民俗活動。20世紀30年代,蘇區文藝工作者也繼承了這一傳統,用戲劇發動群眾、宣傳革命。
  從白區來到蘇區的李伯釗、胡底、錢壯飛和一直在江西蘇區從事文藝宣傳工作的趙品三等人運用采茶戲、木偶戲、東河戲等江西民間戲曲形式,將革命道理、文化知識向蘇區群眾娓娓道來。
  來到瑞金之前,李伯釗曾在蘇聯留學,又在上海從事過編劇、編舞等工作,有著豐富的藝術創作經歷。來到蘇區后,蘇區鮮活的革命生活帶給她豐富的創作靈感,她意識到在吸收民族戲劇精華的基礎上,可以創造出一種充滿藝術魅力的新戲劇。
  李伯釗經常到寧都、興國等地采風。她發現當地的采茶戲中經常用一唱一和的方式表現主題,這一生動活潑的表達方式不僅能讓戲劇容納更多內容,還能增強表演者與觀眾之間的互動。于是,她將這種表現形式植入各類小型歌劇的創作之中。歌劇《工農兵團結》中,青年婦女甲、青年女工乙、紅軍戰士等人物在表演時,就經常與扮演畫外音的“眾人”進行對唱,以此表達工農兵一同殺敵的心聲。
  同時,為增強舞臺感染力,李伯釗還在戲劇《打寧都》中采用贛南東河戲的唱腔和伴奏。鑼鼓喧天中,一個現代革命故事在江西傳統戲曲的包裝下被蘇區群眾生動演繹。另外,在《志愿當紅軍》《擁軍優屬》等戲劇中李伯釗還將現代舞蹈動作、曲調與“茶籃燈”“花燈”“獅燈”等江西傳統戲曲表現形式相融合,上演了一出出傳統與時尚的變奏。
  除了汲取古今戲曲精華,蘇區文藝工作者還融匯中西文化,創作出別有意味的紅色戲劇?!蹲詈蟮耐聿汀肥沁_·芬奇的一幅名畫,錢壯飛覺得如果讓地主、農民、工人、資本家以及各階級、政黨、軍隊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共進晚餐,就可以在有限的舞臺上營造出強烈的戲劇沖突,將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直觀呈現給觀眾。這種中西合璧的創作,讓這出戲產生一種奇妙的化學反應,更多的編劇和演員發現,原來革命戲劇也可以洋為中用。
  蘇區紅色戲劇的演出效果非常好,參加過蘇區文藝工作的錢希均回憶,“各類蘇區劇團成立后,經常接到軍民的邀請,前往村鎮、戰斗前沿,有時候也到蘇區邊界的集市上去演出,一些白軍也悄悄跑過來看,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有的自動投誠,有的開了小差,有的再和紅軍打仗時就把槍口抬高”。
  紅色戲劇的影響還不止于此,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教授、《地方文化研究》主編葉桉認為,“蘇區戲劇承載軍事、政治和思想文化斗爭的功能,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的代表之一,詮釋著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賡續蘇區文藝的精髄不可或缺”。
  “聲”入人心的紅色歌謠
  紅色歌謠是蘇區文藝的另一個重要創造。開國上將李志民曾回憶,“蘇區群眾和紅軍隊伍里最流行的文藝活動就是唱歌,那時候物質條件極端艱苦,歌詠活動成了極為重要的娛樂方式和政治工作,當時每個政治委員都要會唱歌,會教歌”。
  這些歌曲是如何創作出來的?在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初期音樂創作人才較少的情況下,蘇區文藝工作者很快探索出用民謠、山歌舊曲填新詞的創作方法。
  在慶祝二蘇大勝利召開的晚會上,瑞金云集區的文藝工作者唱了幾首歌,觀眾都說很好聽。時任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部長的瞿秋白了解到,這些曲子都是用江西蘇區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罵反革命歌》等曲調,填上新詞創作而成的,他就對李伯釗等人說,“沒有人寫譜就用民歌曲譜填詞。好聽、好唱、群眾熟悉,馬上能流傳”。
  一時間,民歌曲子配革命內容的創作方式被廣泛使用,大量贛南傳統經典民歌,經由歌詞轉換迅速衍生成《打鐵唔怕火星燒》《十勸親郎革命歌》《十二月婦女苦》等紅色歌謠。它們或控訴黑暗的舊社會,或鼓勵工農鬧革命,或擴紅支前擁護蘇維埃政權,或號召群眾積極參加春耕、婦女解放及各類活動,成為時代的記錄。
  如何讓蘇區歌謠真正走入群眾的心坎?瞿秋白提出要發掘民間山歌手,讓他們帶頭唱。經常為蘇區的戲劇學校教職員上課的瞿秋白發現學員劉秀章是一位優秀的山歌手,她經常唱“哎呀嘞”起調的興國山歌,很受學員們喜愛。于是,每次上完課瞿秋白都會說,“隔兩天我再來聽‘哎呀嘞’的興國山歌”,以此鼓勵大家向她學習,之后又推薦她加入中央蘇維埃劇團,讓她在更大的舞臺上發揮特長。在瞿秋白的引導下,謝昌寶、曾子貞、謝水蓮等興國干部群眾紛紛加入歌唱隊伍,紅色歌謠在群眾中逐漸生根發芽。
  為了讓蘇區歌謠更加通俗易懂,易于傳播,蘇區文藝工作者將大量客家方言、口語、俗語等融入歌曲中。如《革命時調》中“苛捐雜稅貨架高,郎打背公我心焦”中“打背公”就是客家話,是“手頭拮據”“經濟困難”的意思。通俗易懂的歌詞,親切的歌聲,拉近了蘇區干群的距離。
  多方面的努力讓紅色歌謠在蘇區有了驚人的傳播效果,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中提到,“蘇區范圍內的農民,無論男女老幼,都能唱各種革命歌曲。從3歲小孩,到80歲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擁護蘇維埃及共產黨的主張”。在反“圍剿”斗爭中,興國婦女山歌隊甚至以唱山歌的形式讓一個班的白軍投誠到紅軍中。
  對于蘇區紅色歌謠把革命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民眾新的精神面貌作為“新酒”,灌入傳統民謠、山歌等“舊瓶”之中這種創作方法,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龐振宇認為,“這不僅讓數百年來固封于傳統社會的江西民謠、山歌等綻放出時代的光彩,也讓蘇區紅色文藝在理想與現實中尋找到了著力的支點”。同時,他還表示“盡管蘇區紅色歌謠在藝術形式上還不成熟,但是20世紀40年代延安時期的歌曲創作與之呈現出繼承與發展的動態過程,并且對新中國成立后革命歌曲創作也有開辟之功”。
  美工刀筆描繪的“蘇維埃”
  蘇區文藝工作者還用畫筆、工筆刀創作出了許多驚艷時光的美術工藝作品,用線條勾勒出了共和國最初的模樣。
  勾勒一個新生政權的形象,首先就是要設計出符合其精神風貌的國旗國徽。這項工作由蘇區美術工作者集體創作完成,并在1934年1月召開的二蘇大上被明確,“國旗為紅色底子,橫為五尺,直為三尺六寸,加國徽于其上,旗柄為白色”“國徽為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鐮刀與錘子,右為谷穗,左為麥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兩旁,地球之上為五角星”。鐮刀、錘子、谷穗、地球這些象征著革命、群眾、信仰的意象被納入其中,彰顯了蘇維埃共和國最重要的特征。
  除了國旗國徽,商業發展、信息交通中必不可少的貨幣、票證也是展示國家形象的重要載體。1932年春,當時,中央蘇區開辟不久,市場上用的還是國民黨的鈔票。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搞垮蘇區,在派兵進攻的同時,還派了一些特務進來,帶著鈔票破壞市場。因此,為了整頓金融市場,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找來擅長繪畫的黃亞光設計蘇區貨幣。黃亞光回憶,“我來到蘇區的第一件事就是設計紙幣”。雖然黃亞光來到蘇區時間不長,但贛南傳統美術藝術卻讓他印象深刻。于是,他將梅花、珠鏈等典型的贛南客家傳統紋飾與鐮刀、麥穗、地球等象征蘇維埃政權的圖案巧妙地組合在一起,使整個票面在方寸之間彰顯了傳統與現代的時空交錯,充滿著客家傳統民間繪畫的藝術美,又鮮明地體現出蘇維埃政權的特征。
  由于黃亞光設計的紙幣辨識度高,流通效果好,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項英找到他,請他設計郵票。于是,1932年4月,設計中央蘇區郵票這件大事又交到了黃亞光手中。雖然郵票和貨幣都是用于流通的憑證,但在當時蘇區經濟發展水平有限的情況下,郵票的流動性更強,因此,為了使郵票的設計達到最佳宣傳效果,黃亞光決定從江西蘇區群眾中尋找靈感,許多群眾對他說:“把我們的鐵錘和鐮刀的紅旗豎起來,插到全中國、全世界去!”聽完這些意見,蘇區工農兵昂揚奮發的形象在黃亞光腦海中揮之不去,并最終呈現在他設計的十余種郵票中,如郵票《戰士圖》就畫了一位紅軍戰士在閃閃紅星照耀下的英姿,《沖鋒圖》則描繪了一位紅軍戰士正在沖鋒陷陣的形象。黃亞光設計的這些郵票很受群眾喜愛,流通起來也很方便,因此,到達陜北后他又繼續設計了一套“中華郵票”,設計風格與蘇維埃共和國的郵票一脈相承,這些都為新中國成立后的郵票設計奠定了基礎。
  經典建筑也是新生政權的重要象征。為了開好二蘇大,蘇維埃政府決定修建一系列建筑。錢壯飛是個多面手,會編劇、會演戲,繪畫也很拿手。于是,為紅都瑞金設計六大紀念性建筑的任務就落到他肩上。
  錢壯飛充分吸收贛南傳統建筑對稱、牢固、防御性強等特點,結合蘇區的戰爭環境,在充分利用地形地貌的基礎上,設計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紅軍檢閱臺、紅軍烈士紀念塔等6座建筑。其中,大禮堂的48根木柱,有些就是原有的大樹,樹頂上的枝杈都保留下來,具有極好的隱蔽性,從空中俯瞰很難發現,展現了設計者的水平。
  毛澤東參觀完這些建筑后,非常滿意,并送給錢壯飛“紅色設計師”的稱號,而這些充滿客家文化神韻,又具有鮮明實用性特點的建筑,被譽為蘇區的“國家工程”,紀念著那一段血與火的光輝歲月。
  紅土地之戀
  炮火連天的革命歲月已然遠去,但蘇區文藝卻并未離開,反而以其豐富的歷史資源和精神價值,持續影響著當代江西乃至全國的文藝創作。
  作為著名的民族音樂專家,劉天浪認為蘇區紅色歌謠的創作給了當代音樂工作者很多啟示。1956年,他創作的民族管弦樂套曲《家鄉組曲》即通過“贛江兩岸好風光”“山歌聲里采茶忙”“飲水不忘挖井人”等多個篇章,運用贛南民歌中的“長歌”“三步走大步走”等曲調,展現了蘇區時期江西人民艱苦奮斗的精神。在這一創作理念的指引下,劉天浪之后又創作出《井岡送糧歌》《江西是個好地方》等享譽全國的歌曲,引領了歌曲創作的時代風潮。
  同時,在他的影響下,田頌剛、郝士達等作曲家或以江西蘇區歷史為題材,或以蘇區精神為內涵,或通過改編蘇區民歌,創作出了《毛委員和我們在一起》《八角禮堂八角軍帽》等大量膾炙人口的歌曲,讓紅色基因在歌聲中代代相傳。
  紅色戲劇是當代江西文藝的一大亮點。贛南的藝術家們用傳統的采茶歌舞演繹紅色的歷史,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好作品,其中張曼君導演的《山歌情》《八子參軍》《永遠的歌謠》和《一個人的長征》把蘇區干部和群眾對紅軍的深情、對革命的忠誠演繹得感天動地。
  除此之外,新中國成立后的江西美術、文學創作等文藝領域也都將蘇區歷史和精神作為重要的創作源泉。革命家楊尚奎、鄧洪,老作家羅旋等以蘇區歷史為背景創作了小說《紅色贛粵邊》《潘虎》《南國烽煙》等,對蘇區歷史進行了緬懷。油畫家李菊生、陳冬生,國畫家胡獻雅、程新坤等,以手中的畫筆創作了大量作品,如油畫《戰地黃花》《尋烏調查》,國畫《千船萬船送糧忙》《九打吉安》等。當前,江西省作協又通過重點作品扶持等方式促進以蘇區歷史為題材的文學創作。蘇區文藝這抹鮮亮的紅色,逐漸成為文藝贛軍的底色。
  除了新的藝術作品,大量蘇區時期創作的歌謠今天依然在傳唱,并突破時空的局限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生機和光彩。2021年7月1日晚,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文藝演出中,興國山歌《蘇區干部好作風》驚艷亮相。一句“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讓一心為民、清正廉潔、無私奉獻的蘇區干部形象和蘇區精神展現在人們面前,鼓舞著今人繼承之、踐行之、弘揚之。
  90年匆匆而過,蘇區的紅色文藝一直沒有褪色,而紅色文藝中的蘇區正被以富有時代感的方式重新講述,在人們心中激起感動的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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