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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稅票,見證崢嶸“稅”月

2021-11-11 來源: 福建日報
  日前,武夷山市武夷街道天心村茶農吳在春向有關部門無償捐獻了“祖傳寶貝”——1932年茶葉稅票246張以及3本賬本等資料。暌違八十九載“重見天日”的這批紅色稅票,揭開了閩北蘇區一段鮮為人知的崢嶸“稅”月。
  面額種類多、保存完好
  這批稅票寬9.5厘米、長25厘米,票證上文字從右至左豎排書寫。在公開的一張稅票上,“經手人收照”聯上書“茲由經手人劉太寶經手,收到燕仔巖 幫茶商 號營業稅大洋貳元〇角正此照,右照給經手人劉太寶”,“茶商收照”聯則由完稅人收存,落款為“閩北分蘇財委會主席夏興,公歷一九三二年五月廿日”,并蓋有“夏興”私章及“閩北第八出口稅征收處”印鑒。其中,地點、數額、日期等多處為毛筆手寫,保存完好,十分清晰。
  “每張稅票具備‘十三有’,即有納稅人姓名、茶廠商號、稅票金額、經手人姓名、領導人姓名、收稅時間、公章和私章、稅單編號,還有經手人收照聯和茶商收照聯,以及流水賬本、分戶賬本。”國家稅務總局武夷山市稅務局辦公室主任陳曉寶介紹說。
  武夷山市文管所原所長趙建平說,稅票紙質為閩北特產順太紙,由手工刻蠟版印制,是專用發票,可見茶業是當時的一項大宗稅收來源。
  當地黨史專家和稅務部門對這批稅票深入研究后,有了許多新發現:一是茶商多,票面上的納稅茶商共有86家,分屬武夷山60多個著名的峰巖坑澗;二是稅票面額多、色彩好,總金額達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其中經手人收照聯金額10元的46張、15元的15張、20元的21張、30元的15張、40元的3張,還有其他面額的稅票132張,以及茶山收照聯14張,是已發現的閩北蘇區稅票面額種類最多、色彩最好的一批收藏。
  “很佩服革命先輩的創新精神。這批稅票的一大創新,是營業稅的設置。”陳曉寶介紹說,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于12月1日公布實施,這部法規1932年7月修改后又重新頒布,“從稅票中可以看出,早在1932年5月,閩北蘇區便已開始征收營業稅了,當時至少有86家茶商號愿意納稅”。
  另一大創新,是“委托代征”模式的施行。因革命戰爭年代形勢特殊,因此蘇維埃政府委托當地有名望的人代征代繳,更有利于迅速把稅款征收到位。但在稅票上“大洋貳元〇角”的位置,卻蓋了另外一個人的印章。根據黨史專家的分析,這個人很可能是蘇維埃政府方面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著監督的角色。“這樣做的意義,是將稅額明明白白地告訴老百姓,起到公信的作用。”陳曉寶說。
  烽火連天中的“納稅大戶”
  歷經89年,246張茶葉稅票能夠完整保存下來,多虧了吳在春一家四代的悉心保護。
  據吳在春的父親吳煊崽回憶,他的父親吳森志曾參加紅軍,因為吳家堂兄弟多在各巖茶廠擔任要職,所以吳森志的另一項秘密工作是協助中間人劉太寶收稅。
  1935年2月,吳森志的父親吳浩炳居住在霞濱巖茶廠,那里既隱蔽又可靠,吳森志于是將稅票等資料交由父親保管。吳浩炳視若珍寶,將這些資料分別用多層的棉布和錫紙包成兩包,小心藏在霞濱巖干燥的巖洞內。
  武夷山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員張金錠和武夷山市口岸辦原主任王公經等文史專家認為,這批紅色稅票是閩北蘇區特別是崇安當地稅收史的重要見證。
  據史料記載,上世紀20年代,茶、紙、木材是閩北三大經濟支柱。1924年,崇安縣有巖茶廠百余家,年產量達10多萬公斤,尤以大紅袍、巖茶、紅茶最為出名。但連年戰亂,導致大批茶廠倒閉,工人失業,茶葉經濟一落千丈。
  1931年7月,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在崇安縣洋莊鄉坑口村成立,一個以崇安為中心的閩北蘇區正式形成。閩北分區蘇維埃政府設立財政部,也稱閩北分區蘇維埃財委會,部長(主席)先后由徐福元、鄧文才、查水旺、夏興擔任。茶葉稅收,是當時蘇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由蘇維埃政府財政部(財委會)負責統一管理。
  其間,在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的指揮下,崇安縣全面規劃和恢復茶葉經濟,茶葉面積達到1200畝,總產量達1350擔,茶葉收入占全縣國民經濟收入的32%,成為崇安蘇區國民經濟總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稅票考證而知,1932年,崇安有茶廠近百家,年產量2萬多公斤,按6%的稅率征收營業稅,總稅額二千六百二十八元四角大洋。”陳曉寶說,這為崇安蘇區從1930年5月到1935年2月,前后5年零3個月的稅收史提供了相應佐證,具有重要的意義。
  “茶葉稅票建立了適應戰爭需要的稅收制度,為蘇區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給養和經濟困難,鞏固蘇維埃政權提供‘供血’保障。”張金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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